一个曾在文化部艺术司工作的副司长，自从来到深圳担任了文化局局长，常常为昔日同事的这样一个问题生闷气：“哎呦，您怎么去那个文化沙漠啊，还是文化局？”一个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到深圳工作，最不耐烦的是半夜接到北京同学的电话：“一定在那儿灯红酒绿吧，你小子好爽啊！”一个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员工，刚刚写完了本小说，当他告诉山东老家的亲友这个消息时，得到的“祝福”竟然是：“你有病吧！在深圳写书，那里不是挣钱的地方吗？”
的确，把这样一个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闻名的城市，与文化、读书甚至写作等“形而上”的风雅之事联系起来，是有些出乎意料。在外人看来，这个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经济特区，可以发行新中国第一只股票，可以开业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可以成为第一个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城市……但唯独文化，需要代代积累沉淀、需要信念价值坚持的文化，深圳永远排不上座位。
“深圳有什么文化？”一个知名学者拒绝了记者采访，“随便在北京街上捡块砖头，都比那个地方历史悠久！”
不过，如果这位学者知道，这个只有29年历史的城市，花了10年的时间坚持一件与文化相关的事业，举办了2000多项活动，共有1000万人次参与其中，那么他会不会就此改变想法？
“受尊重的城市，有的因为物产富饶，有的因为景色秀丽，有的因为名人辈出，有的因为历史悠久”，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说，“深圳人为自己的城市提出怎样的期许？让深圳成为一个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的城市吧！”
没错，这件与文化有关的事业就是读书。从2000年起，每年的11月被定为“深圳读书月”。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的话来形容，这个“文化的狂欢节”一过就是10年。
“就是一种疼！”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的总经理陈用不很标准的普通话总结道。这家企业是读书月的承办单位。
1981年底，陈第一次来到刚刚出现在中国地图上的“深圳市”。当时，他的身份还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临行前，社里领导不停地教育他：“同志，你可不要掉下去啊，那里流光溢彩的，到处是诱惑的边缘。”
后来成了深圳人，陈便总碰上一句让他感到憋屈的断语：你们深圳人没有文化！“我就奇怪了，我也是从北京来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还是个出版社的编辑西昌集装箱知识，老家温州也是文化灿烂，怎么一来到深圳我就没有文化了呢？”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他大声嚷嚷着。
同样感到郁闷的还有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尹昌龙。这位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试图用符号学等专业概念来解释这个误读：“好像人们一想到上海就是十里洋场啊、小资啊、弄堂啊，一想到深圳就是金钱、腐化和堕落。”
其实，仔细回想深圳过往历史，就不难理解这种误读。这个“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不少城市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踯躅时，就以令人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创造了诸多经济奇迹。
蛇口的打工妹李惠莲回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自己就拿到了900多元港币的奖金。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了位北京的老干部，对方听说她来自蛇口，就问工资多少。李惠莲不敢透露自己的实际收入，就回答说基本工资80元。老干部听了很生气：“你一个小女孩怎么说话也不诚实呢？我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一个月才60元的基本工资。”
《深圳青年》杂志上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1996年，警察抓住一名小偷，在其上衣口袋里搜出一封尚未寄出的家书：“我已经到了深圳。这个城市里的人都很有钱。男的个个手拿大哥大，女的个个穿金戴银，满街跑的都是靓车。”
深圳人异乎寻常的读书热情，给许多上世纪80年代从北京来到这座城市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时常出现“门可罗雀”的景象，而一到了深圳，他们发现如果错过了图书馆开馆前后的10分钟时间，可能连个位子都占不到。
“这里竞争压力大，人们需要读书来充电。”深圳图书馆前馆长刘楚材解释说。1986年，这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应邀到新建成的深圳图书馆担任馆长。此前，偌大的特区只有一个藏书量不足5万册的宝安图书馆。
一年后，深圳图书馆决定在开馆一周年的日子发放500张借书证。没想到当天午夜12点开始就陆续有人排队，队伍一直延续到街道上很远的地方。“工作了一天，你们该是很累了！”刘楚材了解到排在最前列的读者，是从蛇口工业区赶来的电子厂工人。“不，我们需要知识。没有知识，跟不上时代。”热忱的年轻人回答。
这样热闹的场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的副总经理何春华也见识过。那是1996年11月8日在深圳开幕的第七届全国书市。这个曾经被其他城市视为亏本买卖的老牌文化活动，在深圳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为了控制购书者的数量，开业当天实行售票，5元钱一张门票，即便如此，当天前来参观的市民多达10万余人。10天之内，深圳书城的销售额高达2177万元，一举创造了包括订货总额突破3．2亿元在内的7项全国纪录，成为历届书市之最。
当时还是发行集团办公室主任的何春华据此写了篇《深圳人呼唤读书节》发表在报纸上。其中这样分析道：“这首先适应广大读书人的现实需要——深圳是移民城市，市民平均年龄低，知识层次较高，求知欲望强；二是，深圳市场发育早，人才成长和使用中竞争机制起作用比例大，客观要求人们多读书，读好书。”
无独有偶。刘楚材作为市政协委员，也在这一年的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深圳设立读书节的提案》。
不过，这份提案并没有太多回馈。刘楚材第二年再次递交了《＜关于深圳设立读书节的提案＞之再提案》。这位提议者还略带怒火地写道：“认同一个提案很容易，要实现一个提案何其难也。”
不久，时任文化局副局长的王京生就把刘楚材找去，商量如何具体操作这个方案。当时，国家图书馆也在呼吁设立全国读书节，但一直没有动静。刘楚材一经打听，得知设立一个节日需要全国人大讨论通过。
“人大要把你的事情排上号那可太不容易了！”如今72岁的刘楚材回忆说，“王京生灵机一动说，干脆我们躲开读书节，办个读书月吧！”
2000年5月，深圳市文化局正式提交了《关于在我市举办“深圳读书月”活动的报告》。9月21日，市委宣传部正式批复“同意每年11月为‘深圳读书月’”。
“深圳不仅仅要因为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而获得地位，更应当因爱读书而受到人们尊重。”王京生表示，“一个城市的未来发展，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建筑和财富，更在于它的文化，在于它的市民。”
为了筹备读书月，王京生派人3次到香港邀请金庸，亲笔写贺卡给饶宗颐，还恳请深圳的老领导出马。无论多忙，只要有知名学者来到深圳，这位宣传部长总会尽力亲自接待。
“如果你办一个县的活动，必须站在主办省级活动的高度，如果你办一个省级活动，必须有主办全国活动的眼光。”一个读书月的参与者说，“无论是读书月指导组委员，还是读书月论坛上的开讲嘉宾，我们邀请的都是一流的学者专家。”
只是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每个学者都愿意来。尹昌龙曾远赴外地邀请一位老学者，谁知对方一口回绝：“谈文化，深圳有什么文化？”每每回想起这段经历，尹昌龙总用“耻辱”来形容。
陈也吃过龙应台的闭门羹。由于工作失误，读书月筹备小组尚未获得这位台湾作家的最终确认，就将她要来的消息公之于众。这让龙应台十分恼火，一见面就质问道：“谁说我要去深圳了？”陈急中生智，以“应台”的谐音准备了一个“砚台”送上，最终以诚意打动了对方。
历史学者纪连海最初接到邀请时，心里直犯嘀咕：“我总觉得读书应该是文人的一件事儿，而且应该只发生在文化和历史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刚听说读书月时，我还不大明白，深圳也有全民读书的氛围？”
不过，当他亲历过一次读书月活动后，“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首先令他感叹的是在这座城市最为中心的位置，也就是相当于北京和王府井这样的黄金地段，建立起的是世界一流的书城和图书馆。
书城名叫深圳书城中心城，这个总投资达4亿元的项目是世界上单层面积最大的书店。一个美国著名设计公司的老总认为，这座巨大书店对于深圳的意义，好比卢浮宫对于巴黎的意义。
同样在2006年开业的深圳市图书馆，由日本知名建筑师矶崎新设计。这个耗资7．7亿元的图书馆开业以来，维持着8000多人次的日均接待读者量。
现在南山书城的位置，本来已经卖给了一家开发商。为此，老市委书记李灏破例给当时的南山区区委书记批条子。最后政府原价把那块地买回来，又重新规划成书城。
在深圳市最为知名的莲花山景点，的塑像就矗立在山顶之上。顺着这位老人的目光向下俯视，你就会发现这个城市星罗棋布的文化设施。
在他正前方的山脚下，一边是占地5万平方米的深圳图书馆，一边是占地8.2万平方米的中心书城。尽管目力难及，在右前方的位置，有像购物中心一样的南山书城和掩映在碧绿的椰子树下的南山图书馆；左后方则是龙岗图书馆，那里常常坐着附近工厂的打工者，有时穿着拖鞋和大裤衩……这还不包括615个基层图书馆、95个农民工图书室或流动服务点，以及40台24小时自助图书馆。
算起来，在这片20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星星点点地散落着624个公共图书馆，总面积达258947平方米，一共有28583个阅览座位，这意味着每千人拥有3个阅览座位。
伟大的总设计师恐怕没有想到，当年在南海边画的这个圈，如今变成了一座图书馆之城。
即使到了宁静的深夜，四周一片漆黑的时候，远在莲花山上的老人，也会看到书城的一丝光亮。这就是中国大陆唯一的24小时书店星光阅读栈。自从2006年开业以来，这里的点点灯光从未熄灯。按照王京生的说法，“哪怕这个城市全部沉入黑暗，这里的这盏灯也要亮着”。
这里的店员把自己的书店比作城市文化的长明灯。某个午夜12点，一个流浪汉坐在沙发上仔细地翻看一本杂志，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先生一口气买了3000多元的书。
读书已经成为许多深圳人的习惯。何永炎退休前是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如今在深圳居住的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那就是每天早上9点钟开始的阅读。在这个退休官员的书架上，既有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也有《答记者问》。
这个习惯只有到了每年11月才会暂时中止。这个腿脚不太灵便的老人，总会像个追星族一样，挤上公交车去参加读书月的读书论坛活动。那里有名家大师的讲座。
每次，何永炎都要坐在前两排的位置，掏出巴掌大的笔记本记录。他在这里见识过不少名家，嘉宾级别丝毫不亚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
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就是其中常客。他曾经给芝加哥市长提议，建议整个城市一年只读一本书。不过他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竟然有这样一个城市，一年有一个月都在鼓励读书。
感同身受的还有历史学家沈志华。10月16日,他应邀在一个名叫“深圳晚8点”的活动中开讲。这是去年读书月启动的文化活动，如今已经运作一年了。每天晚上8点，中心书城都会有活动。如果你想在工作上有所作为，可以去听“职场那些事儿”，如果你最近有点烦，可以选择“幸福人生大讲堂”……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那天晚上8点，在中心书城的南广场上，13层台阶上坐满了人。他们有的是穿着白色衬衣的年轻小伙儿，有的是刚刚锻炼完、还没换下运动鞋、头上冒着汗的路人，有的干脆打着赤脚，脚趾间还夹着黑泥，有的带着五六岁的孩子，嘴里还啃着没有吃完的汉堡包。
不过这些身份的不同，丝毫不妨碍他们共同坐在草编的席子上，听沈志华讲朝鲜战争的故事。讲到精彩之处，大家还会不约而同地鼓掌。令沈志华无比惊讶的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听众，提问却非常专业，从伤亡人数到苏联电报秘闻，“差点把我问住了”。
就在隔壁的“DESIGN（设计）”图书区，29岁的湖南小伙儿贺小卫正坐在软皮沙发上，认真看一本名叫《东方》的连环画书。本来，这个在附近修建深港地铁的电工，是打算来听沈志华的讲座的。不过他下午6点就到了，只好先找些书打发时间，没想到一下子就入了神。
这或许是深圳一道独有的风景线：如果没有财富的支持，你不能随意踏进昂贵的会所消费，不可以信步走进高档的小区，却可以自由地出入任何一个图书馆和图书室，无论你身份高低贵贱。
软件工程师王瑜在深圳图书馆里看到过不少外来工打扮的人，他们有时衣衫不整，身上还散发着味道。不过，这样一群人出现在设计现代的图书馆里，并没有让这个上海女孩儿感到别扭。相反，她体会到了这个城市的包容。
“我不觉得在那种精神层面的追求上，不同物质水平上的人，他们会有一种本质上的差异，我觉得向上的人都是一样的。”她说。
对此，深圳市图书馆的副馆长甘琳张开双臂说：“我们图书馆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不管你衣着鲜亮或者是不是有文化，可以不用带钱包来图书馆。”这家图书馆还给盲人提供免费的电脑培训，为他们讲电影。
如果你没时间远赴市中心读书呢？没关系，这里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就像一个公共电话亭一样出现在居住的小区旁，随时帮你借还图书。如果是外来务工人员呢，深圳市建立了不少农民工图书室，甚至劳务工子女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不仅实现一卡通借阅，同时举办阅读指导、讲座、观影等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传播“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
在这些满是书香的地方，你可能会遇到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这个房地产大亨早在深圳创业时，就在办公桌上放着两个小纸条，全是名人格言。一个是巴顿将军的话：衡量一个人的成功的标准不是看你是站在最高峰的时候，而是看你从高峰跌到低谷的一个反弹力。第二个是肯尼迪就职演说上的一段话：不要问社会能为你提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社会提供什么。——这些东西你不读书怎么能知道呢？
有一次，喜欢淘书的王石在深圳书城买了防大学出版的《中国军事历史》，这个意外让他喜出望外。
或许，你还会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的打工妹许平。这个16岁就来深圳闯荡的女孩子，下了班之后并不是回到宿舍看电视，而是到企业自办的图书馆里读书。“一方面学习东西，一方面吹着空调，觉得是一举两得。”她笑着说。
在你不注意的角落里，可能还有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及其夫人的身影。他曾经对陈说，非常喜欢“深圳晚8点”这个活动。
据说，原市委书记李鸿忠离开深圳出任湖北省省长时，没有带太多行李，倒是有两西昌集装箱的书。
这些高层领导的身体力行，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深圳人读书风气的繁盛。在王京生看来，读书虽然是个人化的行为，但倡导读书，并让市民得以便利地阅读，却是政府分内之事。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王京生就提出了“文化权利”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同等重要——“是公民精神享受和文化享受的权利”。
王京生强调了这种权利的特殊性：“就是把老百姓原来的客体地位，变成真正的主体地位——是以他为中心实现他的这个权利。不是说为不为他服务的问题，是你必须满足他的问题。你不满足他，就等于是没有对你的主人负责。”
从首届读书月起，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就将其作为重点资助对象，资金从前三届的80万元逐年递增，去年达到400万元。除了资金资助，政府还集一城之力办读书月：深圳市有关机关团体、新闻媒体、企业单位等30多家共同承办，包括工青妇、各个区委、社科院和文联乃至出版社。
不过，读书月的真正主体却是新华书店，也就是后来的出版发行集团。从第五届起，深圳市委托这家文化企业承办读书月，一方面政府的身份从“办文化”变成了“管文化”，另一方面企业运作中的市场竞争机制也进入了读书月。
“我们做这个事情更看重社会效益。”陈说。据说，每逢有家乡亲友过来烧香拜佛，他总是坐在一旁，理由是“我做读书月本来就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早就烧过香啦。”
与此同时，来自普通市民的文化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尤其是最早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系的王春芳2002年来到深圳工作。经过几年的打拼，他已经拥有了住房和轿车。
早年在学校里，他就是个校园诗人，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作品。如今，身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开始重拾文学梦想。
“我觉得自己好多年没看过一本好小说了，决定自己写一本。”他笑着说。几天前，他的小说《1／4天堂》正式出版了。这是一部以深圳为背景的都市情感小说。
他写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消弭外人对于这座城市的误读。这个来自孔孟之乡的读书人非常讨厌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络小说《天堂向左，深圳往右》。“难道生活在这个城市就是地狱吗？我要改变这种看法。”王春芳表示。
外来工祝日升最近也出本书，名叫《感恩》。这个在深圳打工将近20年的男人，最早买很多模具制造、机械制图等方面的书籍，然后事业从一家精密零件厂起步。
“阅读的时候让我思想进步，让我人格的魅力慢慢展现出来了，我觉得自己做人更有尊严了，从而有这样一个幸福的生活。”祝日升说。
如果说一个人经常的活动叫习惯，那么一群人持续的行为该称之为风气了。在政府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责任感和市民文化需求的激情碰撞下，深圳这个城市的上空开始出现了书香的气候。
在每年的读书月上，市民都能享受到上百道文化大餐。如果你苦于家里有很多不想收藏的书籍，可以参加“换书会”或者“图书漂流”活动。在“十大优秀书香家庭”的展示会上，你可以听到一个7岁的女孩用稚嫩的嗓音流利地背诵《孔子》。好吧，即便你是个孤独的单身汉也有地方可去，那就是单身书友联谊会。
王京生希望能够通过读书月提炼并引导这个城市，创造一种智慧型、力量型和创新型的文化。“因为只有有力量的文化才能使这个城市永远免于沉沦，只有智慧的文化才能使这个城市的真正的思想火花不断迸发，产生巨大的能量，只有不断创新的文化，才能使这个城市不断向前发展，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当问到坚持十年的读书月究竟改变了这个城市什么时，这位最早的倡导者却顿住了。他迟疑了一下，不得不问身边人，“你们说说到底改变了什么？”
或许，他可以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到中心书城看一看。在这个向来迷信的南方城市，难以想象有人会选择在书店“守岁”。“书”和“输”同音，过去很忌讳这个，最早建成的罗湖书城，老板害怕没人过来做生意，就把大楼的名字起成了“金山大厦”。但如今，“爱书才会赢”成为中心书城鲜明的宣传语之一。
又或许，《深圳商报》编委胡洪侠也能告诉他答案。这位多年来参与读书月活动的媒体人，最近正在为筛选嘉宾犯愁。“以前请他们难，现在想把谁的名字划掉也难！”他认为这是读书月形成品牌的例证之一。
何永炎最近刚刚在深圳接待了一位安徽省的领导。他直接把对方拉到中心书城，这让对方很奇怪，“你把我拉到书店干什么？”不过一来到这里，那位领导就好奇地体验起来。他也像模像样地推着一般只有在超市才用到的购物车，像买大白菜一样买书。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也是如此。过去每逢有外宾来临，他总会把他们邀请到世界之窗等旅游景点。不过，对于那些走遍世界的专家来说，这些微缩景观实在引不起太大兴趣。如今，乐院长总会骄傲自豪地领他们到中心书城和图书馆看看。
今年的读书月即将开幕。11月初，第二届“世界知识城市峰会”也将在深圳举行。据悉，来自30多个国家的70多名国际专家，正在考虑是否将“成长中的新兴知识城市”这一称号，投票授予深圳。“差不多就是个金鸡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那个意思吧！”乐正笑着说。
在这个“用图书管理”的学校，“每本书都不睡觉，得陪着孩子们成长”。上楼的台阶上，贴着孩子们的读书心得，诸如“读书把我变成了超人”之类；教室旁的过道上，搭建着木质的书架，随意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图画书；阳光强烈时，拉下教室的窗帘，发现上面印着童话图书的插画；最富有意趣的是走廊墙壁上，雪白的瓷砖上画着孩子们有关阅读的故事。
其中一幅画是在蓝天白云下，两个小姑娘坐在五颜六色的花丛中读书。旁边的大树上挂的可不是什么红苹果和绿树叶，而是红色的、黄色的和蓝色的书。旁白是一排紫色的字，歪歪扭扭写着：书像筋斗云，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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